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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科醫生陶勇這一年:希望比光明更重要

    2021-02-14 16:11 | 作者: 于靜,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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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勇很清楚“紅”意味著什么。他從未想過要“紅”,但既然已經“紅”了,就想好好使用這么多人給的“紅利”,借助現有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去做一件更有意義的事。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于靜

    編輯|米娜

    頭圖來源|受訪者

    今年,北京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一家在北方過了一個南方人的春節。陶勇爸爸廚藝精湛,退休后到北京與兒子一家共同生活。除夕夜,爸爸做了拿手的江西菜——筍絲炒肉和鴛鴦蛋,一家五口人,在一起憶苦思甜、開心過年。

    過去的2020年,這個家庭悲欣交集。2020年年初,陶勇成為北京一起傷醫案的受害者。陶勇在病房搶救生死未卜時,一家人以樂觀、勇敢的心態陪著他,最終他也堅強地康復過來。這一年,他們共同擁有了太多值得紀念的東西。 

    這個除夕夜,對陶勇來說,充滿了成長的幸福回憶——例如家鄉的鴛鴦蛋,其實就是用半邊雞蛋、半邊肉,放在一起炸成的。而之所以每年年夜飯都要吃這道菜,是因為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它能滿足大家既想吃肉又想吃蛋的樸素愿望。在他看來,一家人,能在一起過年就是幸福。未來怎么樣,不需要想太多,最多的祝福就是希望彼此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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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勇家的年夜飯。

    一頓普通的年夜飯,熨平了陶勇和家人心中的波瀾。雖然被砍傷的手不能再做手術,陶勇卻有了更大的理想。 

    那些命中注定的事

    2020年1月20日,臘月二十六。早上出門時,妻子叮囑陶勇早點回家,母親準備了他愛吃的香菇米線,他還準備修理汽車電瓶準備春節使用。 

    這是他出診的日子。中午陶勇湊合吃了一包泡面,稍事休息便開診了。診斷到第四位病人時,他的后腦遭到重擊,腦袋磕到辦公桌上,接著又是一擊,他甩開周邊的人和物,直奔樓梯跑去,跑到樓梯口的死胡同,重擊再次襲來。如果不是斜對面診室的楊碩大夫、一位志愿者、一位病人家屬和一位護士的拼死相救,后果不堪設想。

    兇手的一把大菜刀,砍在了他的后腦、左臂小臂、后脖頸和右臂上,有幾處傷口如果再挪動一兩公分距離,陶勇就有生命危險。 

    那時候處在生死邊緣,陶勇的記憶非常零散,只是覺得頭非常疼,一種超過之前任何經歷的劇烈痛感,不知道從哪個方向傳來,腦袋仿佛裹上了一個鐵盔,覺得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 

    直到春節那天,在重癥加強護理病房里,他的頭痛有所緩解,憋炸的鐵盔中透進一絲空氣,不過這時候,他清晰感覺到了疼痛的位置,左臂像凍僵的鐵棒。大夫告訴他,神經和肌肉全部砍斷,縫合后還沒有知覺。 

    陶勇告訴《中國企業家》,醫學領域存在一個不可能三角,即技術、費用、服務三者很難同時滿足。他是一位在技術上精益求精的醫生,但不可避免地在治病救人、攻克難關時,難以同時滿足其他兩角的需求。

    陶勇出生于江西,這里是沙眼患病率極高的地區。小時候他見證母親的眼疾通過妙手仁心的醫術得到治愈,這讓他走上了醫學道路。1997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部,專業是眼科里比較小眾的葡萄膜炎領域,這是一個即使投入精力多,也很難見到效果的領域。 

    葡萄膜炎一般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發癥,他面對的病人往往是嚴重的糖尿病患者、艾滋病人、做過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他們在常年求醫問藥后,經濟條件往往也捉襟見肘。 

    北大人民醫院眼科醫生侯婧對《人物》介紹,“葡萄膜炎”幾乎是所有難以診斷的疾病“最后的籮筐”,“基本上所有眼科疾病最后診斷不明確的那部分,最后都能歸到葡萄膜炎這個專業里......因為這個病的病因特別復雜,包括他為什么癡迷眼內液的診斷,也是這么多年他太想克服、征服這些困難。”

    這時候,很多同行可能會放棄治療,他卻于心不忍,不忍心看到病人失去光明,不忍心看到生命消失。 

    王阿婆患有嚴重的白內障手術,她的丈夫和兒子都已不在人世,自己身體不好,駝背嚴重,陶勇本想拒絕醫治,但被老太太的愿望打動——江西老人有為自己縫制壽衣的傳統,王阿婆想看到光明,親手為自己縫制一件壽衣。陶勇為她手術后,她的生命延長了七天,在這七天里,她為自己縫制了壽衣。去世之前,王阿婆托人感謝陶勇,謝謝他幫她找到回家的路。 

    天賜兩歲時雙眼長了惡性腫瘤,為了保住性命,孩子的左眼被摘除,出現病變的右眼在持續治療五年之后,也沒有保住。他和家人最難時住在北京地下通道或者火車站,爸爸靠賣報紙、當搬運工賺錢。 

    小岳岳6歲時患有白血病,接受干細胞移植后,家里一貧如洗,孩子想活下去,父母的態度是,只要陶醫生有辦法,砸鍋賣鐵也要治。幾次手術之后,孩子的眼睛還是不可避免地滑向糟糕的結果。為了讓他看見,陶勇求助工程學,與幾位專家專門為岳岳研制了一款VR眼鏡,讓他戴上后又可以重新看到書本上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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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并不是每個病人的狀況都能得到改善。 

    那位行兇的病人在找到陶勇之前,做過兩次手術,伴有嚴重并發癥,近乎失明,在陶勇的手術和治療下,視力得以恢復,但他卻想要更多,他是一個北京遠郊農民,家庭貧苦,早已與父母、兄弟姐妹斷絕往來,因為眼疾,他經歷了漫長而艱辛的求醫之路。 

    陶勇在與朋友合著完成的自己第一部散文隨筆集《目光》中,試圖為他的行為尋找“合理性”:“可能他的心態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扭曲,直到我給他治療完,他徹底絕望、試圖輕生,而我就是他的陪葬者。” 

    事情發生后,陶勇的北大同學在一篇《成為陶勇有多難》的文章中,幫我們拼湊出陶勇對醫學的執念:40歲左右,能在SCI上發表三五篇文章,能夠成為副主任或主任醫生,就是不錯的成績了。而陶勇頭些年已經在SCI上發表了幾十篇論文,已經是博士生導師;現在全國葡萄炎方面的專家很少,但大的治療思維仍然是用激素對抗炎癥,陶勇的研究思路不一樣,他通過眼內液檢測,實行更精準的診治,這樣不僅可以更高效地找到病因,也可以幫助患者減輕費用;別人不想做的研究他做,別人不接的病例他接,盡管轉去其他醫療機構會很輕松,但為了接觸更多臨床案例,他仍堅守在公立醫院,工作量大、責任重、收入還不多。  

    另一個陶勇

    妻子和護士首先意識到陶勇“紅”了。傷醫事件發生當天看到微博熱搜后,妻子告訴年邁的父母,讓他們到醫院去小心點。隨后,他們又在微博上看到,留言達上萬條。起初,陶勇對這些來自外界的“信號”并不敏感,直到自己親眼看到病房門口擺滿了鮮花和祝福信息,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火”了。 

    傷醫事件發生后,一些關心他的陌生人在微博凝聚成的“陶勇超話”,后來發展為陶勇的粉絲群,他們有個詩意名字——“桃花源”。粉絲群中,不乏研究生、博士生等高知人群,有人愿意追隨他是因為,陶勇以老干部形象示人,經常會給粉絲布置任務,監督他們讀了什么書。他們以陶勇為榜樣,尋找向前向上的力量。

    陶勇陸續接受了《魯豫有約》《朗讀者》等眾多媒體的采訪與拍攝,甚至登上《吐槽大會》的舞臺,儼然成為一位“網紅”醫生。 

    臨近2020年底,陶勇的日程越發緊張,有媒體邀請他拍攝的一個醫學科普視頻中,陶勇身穿一身紅色中式服裝,以快節奏語氣向觀眾普及防疫知識:“牛年到,福氣到,陶勇祝您新年好!二零二一除夕夜,配合防疫最重要。就地過年有新趣,健康中國來報到。”人們很難想象,這位年初經歷過生死考驗的醫生,在年尾會以這種喜慶歡快的視頻與大家見面。

    陶勇為過去一年總結的關鍵詞是“驚喜”。2020年他剛滿40歲,這年發生的事情如同情節起伏的小說。在陶勇年輕時的想象中,40歲是一個挺大的年紀,人生已經基本定型,可能是個不錯的醫生,偶爾迷茫時,會擔憂從醫這條路的方向在哪里。但現實中實際發生的事情,也讓他清醒,幫他解開了四十歲的困惑:從醫是值得的。

    如果不是傷醫事件,牛年春節,陶勇和他的家人值得慶幸的事情確實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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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陶勇在北京買了一處很小的房子,孩子出生后,父母來照顧,因為沒有地方住,他們開始了四處搬家的“流浪”生活,陶勇像所有北漂那樣有自己的煩惱,2020年受疫情影響,北京房價微調,他終于有能力賣掉舊房,在南四環置換了一套新房。 

    牛年春節,陶勇一家人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慶祝新年了。 

    一直以來,臨床醫生和科技創新企業隔著一道無形之門。2019年11月,《北京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出臺后,朝陽醫院在門診樓十樓設立了一個類似咖啡館的,可以為醫生、科學家和企業家洽談提供便利條件的“科創中心”,率先打破彼此之間的交流障礙。

    陶勇告訴我們,他是朝陽醫院第一個將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的醫生。 

    這一年他還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學術著作《眼內液檢測的臨床應用》,這是他從醫近20年來的科研成果和臨床經驗總結,也是我國在該數字化檢測領域的第一部相關著作,如果該技術進一步普及,會惠及更多疑難眼病患者。這本書是他犧牲休息時間寫了很久的,意外發生時,這本書離最終定稿只差后記了,在他恢復意識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將它寫完,陶勇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說,“如果說我所熱愛的眼科,所熱愛的葡萄膜炎,已經達到了知識體系的珠穆朗瑪峰,再也沒有進步空間,那該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人生還有什么意義?” 

    為了快速走出傷醫事件的陰霾,他甚至與朋友合著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隨筆集《目光》,在生死、善惡、金錢、價值、信仰、兒時成長、北漂人生等方面,整理了他求學行醫20年來的所思所想。 

    寫專著、寫隨筆、買房、科技成果轉化,被評為微博達人、北京市先進工作者,微博粉絲從最初的幾十萬人,到如今的160萬人,接受諸多媒體邀約,甚至一反沉靜形象,參加《吐槽大會》,在2020年,陶勇徹底火了。 

    有小學生給他寫信,稱他勇敢、堅強、樂觀,要向他學習。 

    《中國企業家》在朝陽醫院采訪時,一位中年女醫生向陶勇轉達了一位中學生的請求,給他寫信,并希望得到陶勇的回信。他欣然答應了,下樓梯時,他卻對我們表達了自己的忐忑,希望能做個值得他們真正尊敬的人。 

    陶勇不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以微博發布頻率為例。2016年他發布了第一條微博,但這一整年就發了這一條。2017年也是只發了為數不多的幾條,2018年全年沒發,2019年的數量也不多,直到2020年數量增加。

    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他說,剛開始意識到自己被關注時非常忐忑,有些迷茫,無所適從,每一次媒體采訪都會讓他反思自己到底值不值得這么多雙眼睛關注?但是又覺得,社會需要正向引導,也許可以通過自己的一點影響力,為社會創造價值。

    他很清楚“紅”意味著什么,陶勇在微博寫道:我從未想過要“紅”,如果可以,我情愿不上熱搜,但既然已經“紅”了,我就想好好使用這么多人給我的“紅利”,不忘初心地去做實事、做好事,也為了這1700萬視障人士。 

    陶勇曾在新街口四環市場附近住過三年,有一天,他在微博回憶,撒著黑芝麻的小水煎包香氣撲鼻,夏日里,西瓜叫賣聲不絕于耳,晚上圍著后海和西海跑步,獨與清風和明月做伴,什剎海過于燈火輝煌,是不愿去的。 

    在回憶里,他享受著自己不參與的熱鬧,和參與的寂寞。但有些日子注定一去不返了。

    陶勇變了嗎?

    在無數訪談中,陶勇印象最深的是與乒壇皇后鄧亞萍的對話。鄧亞萍是他小時候的偶像,內心強大者之間的對話不避諱傷痛,“一個患者去砍你,你當時怎么想?” 

    陶勇答,肯定想不開,也很難原諒,但自己的人生不能被他廢了。 

    醫學專業是自己選的,在醫學領域里做出原創性貢獻是他的追求,通過開發不同新興科技手段和腦機接口,讓世上沒有盲人是他的夢想。盡管傷醫案發生后,周圍人都降低了對他的期待,他也在糾結,是要過一種安逸的生活,還是繼續為理想奔波? 

    鄧亞萍告訴他,乒乓球比賽中有個戰術叫防守轉進攻,誰的速度快,誰就能掌控局勢,“你應該快速把被動轉為主動,重新掌控你的人生,否則就白挨這一刀了。” 

    從乒壇冠軍,到政界官員,到創業者,鄧亞萍是個“一切皆有可能”的人,她的建議給陶勇極大觸動。 

    一方面是不能做手術的手,另一方面是越來越高的關注度,上帝為他關上一扇門時,也為他打開了一扇窗,那些零散的不成體系的想法匯聚成一個宏大的愿景,他想借助現有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去做一件更有意義的事。

    傷醫事件發生后,陶勇一度陷入迷茫中,為什么我救助的人最后來傷我,從醫到底值不值得。陶勇告訴《中國企業家》,在那之前可以說是悶頭干活,每分鐘都會非常忙碌,很少有時間思考自己到底為什么而存在,怎么樣去做從量變到質變的事情。 意外受傷的經歷讓他有了大概三個月的休養期,這段時間他思考了很多問題,做醫生到底值不值得,醫生的本質是什么,后來,他逐漸想通了這些事情。 

    在陶勇主攻的葡萄膜炎領域,眼睛問題不只與眼睛有關,它還連著其他臟器,甚至與營養條件、衛生條件和生活壓力有關。陶勇還是年輕醫生時,對自己職業的認識在于“解決問題”:這個患者是白內障,我就治好他的白內障;那個患者是青光眼,我就治療他的青光眼。繁忙的工作讓他無暇深入思考疾病背后與人生和家庭的聯系。

    這次住院,他有時間回顧和反思,漸漸明白:有時候,希望比光明更重要,光明只是幫助我們“看見”,而希望才能支撐我們“活下去”。 

    李潤是陶勇大學時的朋友,案件發生后第一時間與陶勇取得聯系。與身體受傷不同,李潤當時飽受抑郁癥之苦,在與陶勇的交流中,被對方身上的“滿足感”打動,于是向陶勇建議,與他合著《目光》,在挖掘對方的人物故事中,尋找治愈心靈問題的良藥。

    也是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陶勇關于“天下無盲”的設想初步成型。“天下無盲”的核心是:背靠醫學,左手醫療,右手人文。它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采用各種高科技和醫學手段去幫助患者;二是通過“光·盲計劃”等人文關懷與公益行動,傳遞愛與希望。 

    后來在參加一場媒體活動時,陶勇第一次向外界闡述他的“天下無盲”理念,隨后得到阿里、騰訊等知名企業基金會的支持,也有一些醫療科技背景的非公募基金,為殘障人士發起的資助公益組織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主動找過來提供資源和幫助。 

    陶勇介紹,天下無盲是一張整合規劃的遠景藍圖,在這張藍圖上,不光有醫療行業的板塊,還有科技合作伙伴、公益合作伙伴、商業合作伙伴的板塊,這是科技、醫療、公益、商業的融合。未來,他想要幫助低視力人群或者是無視力人群重新融入社會,讓他們從自洽到自信再到自強。 

    陶勇認為有三類企業可以一起合作:第一類是喜馬拉雅等音頻網站,盲人雖然看不見,但他們對聲音敏感,有表達意愿,此類企業可以幫助他們成為主播;第二類是與智能眼鏡、VR頭盔有關的電子科技類公司,他們只要稍微改進一下算法,就可以利用先進技術,打造出適合低視力人的視覺輔助器;還有一類是專門為盲人生產盲人打字機、盲人印刷機等助盲產品的助殘類企業,幫助盲人通過勞動謀生時,也可以讓企業賺錢,從而開發更多適用于盲人的產品。 

    多服務患者,多做手術,多幫助別人,之前做普通醫生的目標,躍升為幫助整個盲人群體,未來,陶勇會為“天下無盲”,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 

    未來,他的目標能夠實現嗎? 

    我們不妨回看一下小岳岳的故事,盡管手術沒有治愈,但陶勇不再是那個束手無策的青年,隨著技術的發展和醫療條件的進步,陶勇聯合科技界、醫學界、企業界的優秀人士,一起為小岳岳打造了一款提升視力的VR眼鏡,盡管疾病沒有根除,但依然可以看到光明。 

    傷醫事件發生后,女兒好幾天都無法理解爸爸為何被砍傷,擔心爸爸是不是做錯了什么。面對外界的誤解時,他不知道是否應該出來解釋,也許時間會證明一切,也許那時,他的信仰,他的堅持,都能變得更有意義。 

    得到那么多關注之后,陶勇最想得到的關注是,希望大家看到他自己最認可的優點:那就是,能夠持開放心態,不停學習和進步。為了將公益項目做好,目前,陶勇正在國際公益學院學習。 

    他告訴《中國企業家》,世界上每天都在發生很多曇花一現的事情,不足為奇。讀過那么多書,走過那么多路,漸漸見慣生死,人情冷暖,大情大性,他會努力做到榮辱不驚,不忘初心。

    值班編輯:周春林  審校:高歡歡  制作:陳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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