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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舉報華為,他暗中出手“拯救”,多年后任正非才找到他!他一生的牽掛是……

    2021-06-29 09:45 | 作者: 周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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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的思想市場上,向來有“厲股份”、“吳市場”和“高改革”之稱。改革是高尚全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一生的牽掛。

    綜編|周春林

    頭圖來源|人民視覺

    6月27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發布訃告稱,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會長高尚全,于當日下午三點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2歲。

    在中國的思想市場上,厲以寧被稱為“厲股份”,吳敬璉被稱為“吳市場”,而高尚全則被稱為“高改革”。改革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一生的牽掛。

    1982年,他被調入剛成立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從此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重要的見證者和推動者。他曾先后參加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等6次中央重要會議文件起草工作,提出了關于“企業自主權”“商品經濟”“勞動力市場”等一系列重要改革建言。

    高尚全雖然離去,但他關于改革的許多思考和論述,仍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有人舉報華為搞資本主義,

    他從理論上“救了”華為

    高尚全1929年出生在上海嘉定的鄉村。初中畢業后他考上了圣約翰大學附屬高中,高中念完后被上海圣約翰大學經濟系和復旦大學海洋系同時錄取,他選擇了前者,于1952年畢業。

    1982年起,一直從事經濟研究工作的高尚全被調到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其中1985年~1993年任副主任。他曾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辦公室主任、國務院住房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務院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研究直轄市小組成員等職,后來還擔任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世界銀行高級顧問等職。

    高尚全和改革結緣始于1956年。當時還在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的他,注意到部里招待所長期人滿為患的現象,分析背后的源頭是企業缺乏自主權,只能“跑部錢進”,于是以個人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引起企業界和有關部門的關注。

    此后,高尚全對經濟體制改革更加關注,也開始思考當時中國經濟的問題,特別是在實踐中看到了計劃經濟的弊端,為他以后極力主張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高尚全經常講的一個例子是:沈陽有兩個相鄰的工廠,一個變壓器廠,一個冶煉廠,都是政府行政主導的企業。變壓器廠需要大量的銅,由主管的一機部從云南等地調到沈陽,而冶煉廠生產的銅則由冶金部從沈陽調往全國各地。“一墻之隔的兩個廠由于沒有市場,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高尚全說。

    1982年進入國家體改委后,高尚全經常到各地調研,看到了一些經驗,也看到很多的問題,這些都成為他思考的源泉。

    1984年9月初,高尚全在北京西苑飯店召集了數十名來自改革最前沿的研究者,研討該不該搞商品經濟。此前在參與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的過程中,他極力主張將“商品經濟”寫到文件中,但有些人擔心把社會主義混同于資本主義,或者只同意寫“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

    學者們討論的結果,認為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經階段。報告上報給中央決策者,引起高度重視。最終,商品經濟的概念被吸收進中共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之中。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高尚全再次參與了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對“勞動力市場”的表述上,一部分人建議提“勞動就業市場”,認為勞動力進入市場就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但高尚全堅持提“勞動力市場”。

    為了使自己的建議能得到高層的支持,高尚全寫了一個報告,提出了五點意見。誰知后來的送審稿依然寫著“勞動就業市場”,高尚全有些著急,擔心這么長時間的努力都白費了。于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專門開會討論《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時,列席的高尚全“越級”了。

    本無權發言的他抓住最后的機會,鼓足勇氣舉手,一口氣講了五條理由,有理論依據也有實踐支撐,整個過程中沒有人打斷他的發言。最終,“勞動力市場”這個概念得以寫進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習慣以問題為導向,通過調研進行論證,已經成為了高尚全多年的習慣。他稱這一思維習慣得益于從小在上海圣約翰中學和圣約翰大學學習的經歷,“它們都特別注重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而在世界銀行、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等國際機構任職的經歷,又讓他看到更多的國外經驗。

    據報道,高尚全還曾仗義執言“拯救”華為。

    1997年,高尚全在參加中共十五大報告起草時,有人給中央寫信“舉報”華為公司,說它姓“資”不姓“社”。理由是華為國家沒有投資,又搞了職工持股,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

    高尚全主動提出去深圳實地調研,結果令他很興奮。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以2.1萬元起步,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企業卻創造了巨大的稅收和財富,解決了十幾萬人的就業。高尚全認為,這樣的企業,恰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應該是改革的典型。

    后來,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的“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新型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其中就有來自華為的啟示。

    多年后的2014年11月,知道這段歷史的任正非特意找到高尚全,問:“你做了好事為什么不說?”高尚全說:“我不是為你一個企業,人家說你姓‘資’,我說這是姓‘社’,我用不著跟你說,我也不圖什么。”

    直到晚年,高尚全仍然心系中國改革。2018年,有媒體采訪,已年近九旬的高尚全,仍然是個“工作狂”,每天朝九晚五到體改會“上班”,在鋪滿書和文件的辦公桌前開啟一天的工作。他還時常出差,出席一些會議和論壇,或給各地政府和高校講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他還提出“與時俱進創新開會方式,讓信息資源自由流動,建立合理集中、有序分散的決策機制,保障穩定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等4點建議。

    六次參與中央重要文件起草,

    他的觀點對企業至關重要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和改革派官員,高尚全對改革的貢獻更多是建言獻策,通過中央文件和領導批示成為決策,自上而下地推進。

    改革開放以來,高尚全六次參與了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十五大報告,兩次中央關于五年計劃的建議,十二、十四、十六三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按照中國改革的步驟,十年一次大的綜合改革,到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前,他又兩次就改革的核心議題向中央提出建議,并得到采納。

    香港回歸,是高尚全主持了特區籌委會經濟小組工作。步入新世紀,他又是最早提出政府治理改革的學者之一。

    他提出了“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的觀點以及勞動力市場的概念;他的“用經濟合同替代指令性計劃”等建議被吸收到十三大報告中。他參與起草十五大報告,對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改革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他第一個提出正確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關鍵是解決好政府“越位”“缺位”和“錯位”的問題。

    他對“實行按要素分配與勞動價值論的關系”“為什么要把科學技術工作和經營管理作為勞動的重要形式”以及“私營企業主的經營管理也是勞動”等問題的闡述,引起了理論界和領導的重視。

    針對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問題,他系統地提出了“以民為本”和“民本經濟”的理論,概括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對改革的相關理論進行了創新。

    2019年8月22日,高尚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署名文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艱辛探索》,系統闡述了他這一主題的思考。

    高尚全認為,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經濟建設實踐啟示我們:一、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做好經濟工作的前提。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正確認識社會主要矛盾,緊緊圍繞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國運才能昌盛,經濟才能發展,社會主義才能發揮其固有的優越性。

    三、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的作用都發揮好,就能極大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極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增強社會發展活力。

    改革無止境,思想解放無止境

    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高尚全曾回顧和梳理了這40年的成就、經驗和教訓,希望為即將開啟的新的改革探索積累更多的可供借鑒的經驗。

    他認為,總的來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新全面展開的。這一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目標探索”“框架構建”“體制完善”和“新的探索”四個階段。

    40年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體現在它推動我國實現或正在實現的五個方面的重大轉變,具體包括:第一,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第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第三,中國從閉關鎖國轉向全方位開放;第四,國家從人治走向法治;第五,我國人民生活從貧窮落后轉向小康。

    在40年的改革進程中,我們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突出的有:一是不斷解放思想,推進理論創新;二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不動搖;三是靈活運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試、先易后難,又統籌兼顧、協調推進;四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不過他也表示,中國的改革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單邊突進的改革遺留的問題越來越成為拖累經濟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障礙。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與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二是稅費過重與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并存的矛盾;三是依法治國的理念在實際行動中仍然有待落實。

    他認為,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進程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改革方法論上的經驗,也在價值觀方面給我們以啟示:一、改革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二、堅守市場經濟主體平等的理念。

    他說,十八大以來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中國的改革事業仍然需要在諸多議題上深入推進。

    第一,國有企業改革仍有待突破。“新時期的國企改革,必須認清新時代的特征和需求,作出科學的決策和判斷。”

    第二,財稅體制改革仍有待突破。“需要以財稅體制改革為切入點,落實簡政放權,倒逼行政體制改革,壓縮行政支出,真正讓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讓人民有改革的獲得感。”

    第三,準確把握互聯網時代的政府作用。這也是一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情況對政府部門的監管理念、監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對互聯網新業態的適度監管程度的拿捏,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對政府管理部門的重要考驗。”

    在高尚全看來,改革開放40年有四條經驗或原則在今后更長時間里要繼續堅持:第一,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第二,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動搖;第三,堅持企業改革的方向不動搖;第四,堅持保護人身權、財產權和人格權不動搖。

    “這些不動搖并非都是我們一開始就有的原則,而是一步步摸索出來的,但未來非常值得堅持,因為找到這些原則很不容易。”高尚全說。

    “改革最終是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要與人民分享。”高尚全認為,中國的出路在于改革,改革搞好了,老百姓就能夠真正富裕起來,國家才能強盛,所謂民富才能國強。

    在高尚全看來,如今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剩下的都是硬骨頭,比如如何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落到實處,如何為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包括平等占有生產資料、平等展開競爭、平等受到法律保護等,以及如何實現產權的保護,如何發揮企業家的精神等。此外,還要掌握核心技術,在這一過程中,動力、活力、創新力、執行力和競爭力,五力并舉。“這些都涉及一系列繁重的任務,還要沖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不是光喊幾句口號就能成功的。”

    “改革是無止境的,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改革永遠在路上,因此,解放思想也無止境,還需要不斷推進思想創新和理論創新。”高尚全說。

    《中國企業家》綜合自《中國新聞周刊》《21世紀經濟報道》《人民日報》、中國改革網、中國經濟網等

    值班編輯:周春林  審校:陳睿雅  制作:崔允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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