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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對話劉永好:去年新希望新增就業3.5萬人,“超額”兌現了對總書記的承諾

    2021-03-04 09:29 | 作者: 萬建民,李艷艷,米娜,史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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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兩會,劉永好委員向總書記承諾“新增投資300億、新增就業2萬人”,最終新希望實現新增投資330億、新增就業3.5萬人。疫情影響之下這一成績是如何實現的?這位40年的“老農人”對鄉村振興又有什么見解?

    采訪|《中國企業家》記者 萬建民 李艷艷

    文|李艷艷  編輯|米娜

    攝影|史小兵

    “新希望去年新增投資330億元,新增就業3.5萬人,超額兌現了在總書記面前做出的承諾!”3月1日,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在接受《中國企業家》專訪時興奮地說。

    去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界聯組會,劉永好委員在發言中表示,在疫情影響下,很多民營企業壓力很大、困難不少,“作為老一代民營企業家,我要發揮好帶頭作用,新希望集團將新增300億元投資、新增2萬人就業!”

    當時在聽了劉永好委員的發言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營企業是在中國這片希望的田野上發展起來的,一開始確實是一片荒蕪,但從夾縫中成長起來了。這也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篳路藍縷開出的一條路。今天,民營企業發展到如此之規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如此之貢獻,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不同時期破解不同的難題,民營企業要不斷去探索、不斷去奮斗、不斷去克服困難,走上新的發展道路。

    總書記講話中提到“兩個如此”,讓企業家們倍感溫馨、也倍受鼓舞。2020年,劉永好委員所在的新希望集團更是在現代農業、食品加工、冷鏈物流和鄉村發展幾大領域取得了迅猛發展。

    在疫情影響下,很多行業都經受了極大考驗,一些老牌企業遭遇困難,甚至有一些企業因資金鏈緊張遭遇重大風險。“傳統企業到了轉型升級的關鍵點,新希望集團能夠發展好,一是因為轉型抓得比較早,二是遇上了鄉村振興的好機遇。”劉永好委員說,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在新發展階段,現代農業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引擎,新希望也將迎來更大的發展機遇。

    在對話中,劉永好委員特別強調,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前提,必須要有組織和文化再造。在他看來,傳統企業的基因和數字化是不搭的。不少企業僅僅做了數字化轉型,結果組織、文化沒跟上,企業形成了兩張皮,反而加速了企業倒閉。

    近期,一些老牌大企業遭遇了重大風險,企業發展困難,劉永好委員特別提出,“對于那些歷史上曾經對國家做出重要貢獻的、有相當就業基礎的大企業,在他們遇上轉型困難和風險挑戰的時候,還是要關心、幫助他們,給他們時間、空間,解決歷史問題,給他們轉型升級的機會,而不是一出現困難,銀行馬上收貸,那樣好好的企業也會垮掉。”

    劉永好委員認為,企業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加之第一代企業家面臨傳承問題,是傳統企業遭遇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他透露了新希望在傳承方面的秘訣:傳承要早、要放、要幫、要傳群。“現在劉暢已經非常成熟了。我主要的精力就是關注年輕團隊成長、數字化和轉型。”

    劉永好還談及“豬周期”和“跨界養豬”的話題,他建議,既要支持中小農戶的積極養殖,同時又要對規模化的現代養殖企業設立一定標準。這樣的建議利于整個產業的良性發展,“能夠減少豬周期波動對豬肉行業、農民或者經濟的影響。”

    一個更為深遠的時代背景是,我國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了全面勝利,工作重心轉入鄉村振興,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做出了重要部署。

    27年前,劉永好聯合十幾位企業家,倡導發起“光彩扶貧”事業。通過產業扶貧,修橋鋪路等方式,這些企業為老少邊窮地區脫貧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新希望在老少邊窮地區投資了上百個項目,總投資超過了50億元。”劉永好透露。

    此外,劉永好說,集團積極參與“萬企幫萬村”項目,要求兩千多個中層以上管理干部每人必須幫助一個相對貧困戶,接下來集團將繼續參與“萬企興萬村”項目,助力鄉村振興。

    “新希望集團從事了近四十年的鄉村產業,我們了解中國的農業,了解中國的農民,我顯然已經成為了老農人。”劉永好表示,站在“老農人”的角度來看,國家鄉村振興的戰略提得及時,提得對,對企業來講,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我們應該發揮自身對農業的理解、認識和熱愛,結合我們過去四十年在這個領域已經取得的成就,順勢而為,成為世界級的農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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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劉永好委員接受《中國企業家》專訪對話內容(有刪節):

      向總書記報告:“超額”兌現了承諾

    《中國企業家》:去年兩會期間,您提出2020年新希望將新增2萬人就業,這個“承諾”鼓舞了很多人。這個目標實現了嗎?怎么實現的?

    劉永好去年兩會時,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政協經濟界聯組會議,我在會上發言時談到,在疫情和非洲豬瘟雙重壓力下,很多民營企業壓力很大、困難不少,作為老一代民營企業家,我要發揮好帶頭作用。新希望將新增300億元投資,新增2萬人就業。

    總書記聽了我的發言,發表了民營企業“兩個如此”的重要講話,對民營企業的成績和貢獻作了明確肯定,也指明了發展方向,讓我們倍感溫馨,也備受鼓舞。

    過去一年,我們實際上完成了330億元的投資和3.5萬人的新增就業,圓滿實現了向總書記和向全國人民作出的承諾。為什么在相對困難的時間里,還能新增那么多投資和就業崗位?這跟我們過去幾年實施的“五新轉型”策略直接相關。我們提出,用新的機制、新的青年、新的科技、新的賽道和新的責任來推動轉型,最終的效果是積極的。

    從更大的角度來看,現在傳統企業也到了轉型升級的關鍵點。

    前不久,一位朋友跟我聊天說,現在確實有一些企業,甚至是老牌的很有影響力的企業出現了困難和問題,有的甚至垮掉了。為什么?我們還談到,為什么新希望這樣的老牌企業,處于農業產業這樣一個利潤率很低、風險很大的賽道中,又遇到了非洲豬瘟和疫情的雙重壓力,不但沒有被壓跨,反而還在前行?我想,核心還是我們的轉型做好了。

    《中國企業家》:傳統企業都在談轉型,需要注意什么問題?新希望有什么好的經驗?

    劉永好大家現在都在說數字化轉型。我認為傳統企業嫁接上數字化的翅膀是對的,但前提是,必須要有組織的再造和文化的再造,再加上數字化的再造,才能成功。我們傳統企業的基因和數字化是不搭的。不少企業僅僅做了數字化轉型,結果組織沒有跟上、文化沒有跟上,企業形成了“兩張皮”,反而加速了它倒閉的進程。這樣的案例很多。

    也有一些企業,在數字化轉型前,就推動了組織再造和文化再造,比較典型的是美的。美的起家于傳統產業,現在數字化再造做得特別好,更重要的是,在這之前完成了組織再造,有了方洪波等一批新的企業家。第二,他們的文化再造做得非常好。在這兩個基礎上,又大刀闊斧地推動數字化再造。這幾年,美的投資了數百億元進行數字化再造,現在站在了小電器和家用電器的龍頭位置,他們的目標是成為全球的龍頭。這是兩個再造帶來的成果。

    新希望之所以取得這樣的進步,跟我們的組織再造、文化再造和數字再造的結合相關。早在三四年前,我們就開始推行組織再造。

    要給企業化解風險以時間和空間

    《中國企業家》:你一直關注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問題。去年企業大都遭遇了比較嚴峻的挑戰,對于今年如何幫助企業度過暫時的困難,你有什么政策上的建議?

    劉永好最近我看到,一些規模很大的企業,區域龍頭企業甚至全國的龍頭企業也都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的建議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這些企業要及早轉型,擁抱新發展理念、適應新發展格局,這是對企業自身來講的。

    另外,國家為了支持小微企業發展,提了很多政策,這是對的,也是必須的。但對于那些歷史上曾經對國家做出重要貢獻的、有相當就業基礎的大企業,在他們遇上轉型困難和風險挑戰的時候,還是要關心、幫助他們,給他們時間、空間,解決歷史問題,給他們轉型升級的機會,而不是一出現困難,銀行馬上收貸,那樣好好的企業也會垮掉。

    《中國企業家》:有人認為,第一代民營企業發展困難的情況比較普遍,這跟他們面臨代際傳承有關,您怎么看?

    劉永好這是一個企業傳承的問題,也是企業生態發生根本變化的表現。過去二三十年,這些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很多時候是在產品供不應求或基本平衡的格局下生長起來的,那個時候只要你努力、勤奮、認真去做,(產品)總是有市場的,總是有錢賺的,而今天不是這樣了。

    現在很多產業都飽和了,產能過剩了,而科技在進步、社會在發展,要求企業必須轉型升級,怎么轉呢,我們新希望的經驗就是組織轉、文化轉、數字轉,三轉結合,有可能會做好。早轉早成功,晚轉可能就被動了,太晚了可能就沒機會了。對于我們企業自身來講,就是這樣。

    這里面當然也有傳承問題。第一代企業家經過二三十年創業,然后交班給年輕人,年輕人愿不愿意接是一回事,還會不會像第一代企業家那么勤奮又是另一回事。年輕人有他們的想法,他們按照他們的想法做,那么原有組織體系的適應性都需要考慮。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府、社會和輿論,對傳統企業的轉型升級,要給一些包容和支持。這些企業出現一定的暫時性困難,要實事求是的對待他們。

    此外,金融如何支持實體經濟,這是時代的命題。這個事兒要做好,我們的金融機構應該要站在大格局上說,單純從自身利益和風控角度,發現企業有什么問題,及早采取措施,這樣的做法也無可厚非。但國家在政策層面也要思考,對于這些遇上暫時性困難的企業,如何給一些過渡期的保護機制?

    以前一家企業的某個方面出現問題,或者這家企業的創始人出什么問題,往往這個企業就會出現大問題。現在國家在保護民營企業方面確實是有巨大的進步的,特別是給張文中等企業家平反之后,對于民營企業家的信心是很大的鼓舞。

    傳承和“常青樹”的秘訣

    《中國企業家》:新希望在傳承方面非常成功,對于其他同輩的企業家,你有什么建議?

    劉永好第一,傳承要早。不要臨到頭的時候再考慮。你40歲的時候就考慮傳承,肯定比你60歲的時候要主動得多。第二,傳承要放。你要相信他們、支持他們,不要什么東西都不放,什么都你說了算。第三,傳承要幫。不是說找到誰、傳承給他就不管了,要在理念上幫、在措施上幫,比如說劉暢,8年前她就當新希望六合的董事長了,我請了陳春花老師幫了她三年,在新格局下,體系、組織、自信都起來了,這是相對比較好的。第四,傳承要傳群。傳承不是傳承一個人,而是傳承一個群體。一個人是搞不定的,要傳一個組織、培養一個體系。你是一個年輕人,作為二代,公司上上下下都比你年齡大,都比你資格老,你說話、做事的想法都要有人響應才行。這都是我們新希望的一些體會,但其實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問題。

    《中國企業家》:你經歷了多個經濟周期,新希望也被稱為民營企業的“常青樹”,在這方面你對企業家們有什么建議?

    劉永好第一,我們很早就提出了順潮流而動,你要超前、快干、要有創新,但是也要收得回來;第二,要有清醒的學習精神。我現在70歲了,經常參與很多年輕企業家的交流和溝通。前兩天還跟快手的宿華、泡泡瑪特的王寧等年輕一代的企業家在一起,通過跟他們交流和溝通,我也會有新的知識和感覺。他們年輕,他們做得好,為什么?我們能不能趕上,交流一下非常重要。

    我們在一起交流時,發現這些新一代企業家的知識面、數字化理念以及在組織、用人、創業的理念上,特別是在科技數字能力上,確實有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所以我們要趕上這個過程。因為劉暢跟他們年齡相當,他們經常在一起,我也經常跟他們交流。

    《中國企業家》:你跟年輕企業家交流,得到的最大的啟發是什么?

    劉永好我知道他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所以我們就能提出新的理念。我的很多想法也來自于這些年輕人。所以現在劉暢在公司的角色、地位、作用越來越大,她所在的組織群體,也是一批年輕人,2000多名中層以上干部,平均年齡30多歲,他們起來了。而我就有更多的精力去看看,去學習,去了解。

    《中國企業家》:在公司里,你現在最關注的問題是什么?

    劉永好首先,關注年輕團隊的成長問題;第二,關注數字化的進度問題;第三,轉型。年輕人、數字化和轉型,這三個問題,就是新希望正在落地和企業新十條文化發展的內容。

    70%以上農業院校學生“棄農”了

    《中國企業家》:總書記剛剛莊嚴宣告,我們的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同時,今年的一號文件就鄉村振興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你如何看待鄉村振興帶來的機會?新希望在這方面有哪些布局和舉措?

    劉永好這要從27年前講起。那時候,我聯合了十幾位企業家,倡導發起“光彩扶貧”事業。27年來,我們通過產業扶貧、修橋鋪路等方式,為老少邊窮地區脫貧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新希望在老少邊窮地區投資了上百個項目,總投資超過了50億元。

    我們還提出“萬企幫萬村”,得到了企業家的響應,得到了農民朋友的幫助和支持,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總書記專門給我們“萬企幫萬村”的企業回信,肯定了我們企業家的扶貧事業,給了民營企業巨大的肯定和鼓勵。

    現在脫貧攻堅已經告一段落,國家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是提升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的能力水準、幫助農民穩定的脫貧致富,使得農業、農村、農民在新格局下走在前面的重要舉措。

    改革開放四十年到現在,中國的制造業已經成為世界的引領者之一。但是我們的農業產業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大。在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之時,正式提出鄉村振興的大目標,正當其時。

    新希望從事了近四十年的鄉村產業,我們了解中國的農業,了解中國的農民。作為一個“老農人”,我認為國家鄉村振興的戰略提得及時、提得對,對我們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我們應該發揮自身對農業的理解、認識和熱愛,結合我們過去四十年在這個領域里已經取得的成就,順勢而為,成為世界級的農牧企業。

    2020年我們取得了兩千多億元的銷售業績,我們離世界級的農牧企業距離縮短了。我們在為鄉村振興作出應有貢獻的同時,也在推動中國三農事業和農業產業向世界級水準邁進。

    我相信,假以時日,我們的鄉村產業、農業產業也會走到世界前列。這不單單是由于中國人口多,對農產業需求量大,要滿足老百姓自己的飯碗和菜籃子,還要在農業的現代化、自動化方面上臺階,這是新的課題里,鄉村振興大戰略正是賦予我們這樣的企業的新任務和新目標。

    《中國企業家》: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是否意味著,在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現代農業會成為其中一個重要引擎?

    劉永好:對。國家的經濟建設是由工業、農業和服務業三個環節構成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的工業水平得到極大提升,服務業和農產業也在提升,但相對而言,服務業和農業產業相對滯后一些,而農產業滯后得更多,我們要補這個短板。所以鄉村振興就是要補農業產業發展不足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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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家》:您作為四十年的“老農人”,對于鄉村振興有什么具體的政策建議?

    劉永好:鄉村振興靠人,現在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大量的農業院校畢業生“棄農”了,怎樣才能使得我們的大學生不但不“棄農”,還要“入農”?這方面我們提出了一些建議。比如說,能否給那些到農業產業中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一些政策支持,比如說每年補六萬塊錢,連續補三年,對大學生到農業領域從事農村產業一個支持。國家農業院校每年花那么多的錢,培養那么多人,但是70%都轉行了,都去農進城了。

    第二,我們提出,新希望要參與10萬新農民的培訓計劃,經過三年多的努力,我們已經培訓了差不多7萬多人。鼓勵國家正規院校和社會力量參與農村人才的培訓,就是我的第二個建議,人才培訓,人才先行。

    第三,現在豬肉價格很高,而豬是中國消費最大的農產品,“豬周期”的問題比較嚴重:豬養多了價格便宜,農民不養了,豬就少了,價格又漲了,老百姓又說不能“豬肉自由”了。過去這兩年,由于豬周期、非洲豬瘟、疫情三件事情的疊加,使得豬周期拉長了,波幅更大了。所以如何減少豬周期對養豬業的影響、減少豬周期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波動,對老百姓豬肉需求的波動和對農民的影響?這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大企業跨界養豬,不能傷害小農利益

    《中國企業家》:你提到“豬周期”,現在有很多知名企業跨界養豬,萬科也要養、華為也要養。您怎么看?

    劉永好:總體上我認為農業產業和養豬業“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關注它、支持它、投資它,這是好事;第二,要注意保護小農的利益。因為養豬是小農的主業之一,不要因為大企業的參與,就傷害了小農的利益;第三,對于外行轉行做規模化現代養殖的企業,要設立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包括人才標準、技術標準、投資標準和環保標準,這樣才有利于行業有序健康發展。

    《中國企業家》:這個標準應該由誰來做?

    劉永好:農業農村部結合行業的發展提出。很多國家都有規模化的養殖標準。

    《中國企業家》:高科技領域大家關注芯片的卡脖子問題,農業領域大家關注種子問題,您提出種豬也跟芯片一樣,是養殖業的卡脖子問題。解決“豬芯片”問題,你有什么建議?

    劉永好:由于歷史原因,不光是種豬,種雞、種鴨、種牛都大量依靠進口原種,這次我的提案也談到了,我們集團將在未來五年投資30億元在育種上,包括建立養豬研究所、選育種豬、建立原種挑選體系和研究機構的設置等等。

    我希望,在國家政策多給支持的情況下,我們通過企業自身的努力和國際合作,使得今后種業不再受制于人。實際上經過五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在種鴨的問題上有相當大的突破,新希望和中國農科院合作,搞了一個“中芯鴨”,達到了國際水準,改變了以前全部靠進口種鴨的格局。種鴨的成功,讓我相信,在牛、雞上也可以成功。

    我們正在和相關部門建議,形成一些政策,鼓勵和推動支持中國自身的種業發展。因為歷史原因,以前我們的養殖比較散,而育種需要大量的科技人員和大量的國家政策方面的支持。所以,在國家這么重視的情況下,加上企業的積極參與,我相信經過幾年努力,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值班編輯:周春林  審校:陳睿雅  制作:崔允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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